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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周必大詩歌與佛教的關系

                                      發布時間:2021年07月16日 來源: 查看評論

                                      相明霏(陜西師范大學在讀博士)

                                      【內容摘要】 南宋著名宰相周必大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與佛禪結緣有著時代、地域、個人經歷等三方面的因素,佛教對于周必大起到了啟迪世界觀、人生觀的作用。從他的詩歌中可以看到周必大運用佛教的般若空觀思想來幫助自己解決世間煩惱,求得心之安寧。同時,佛教思想豐富了他的詩歌創作風格,使他在詩歌創作過程中喜用佛禪語、通俗語入詩,善用與佛禪有關的意象來傳達詩情。

                                      【關鍵詞】 周必大;詩歌;佛教

                                        作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周必大為政忠直,官拜左相;為文亦絕,著作等身。同時,他還致力于前代文章的收藏整理、考證?钡裙ぷ,晚年以一己之力重新編刻大型類書《文苑英華》,編刻《歐陽文忠公集》,并自印著作《玉堂雜記》,經周必大?闭砜痰膱D書,質量精良,長久以來備受推崇。

                                        然而,學界對于周必大的關注興起得較晚。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學者們對周必大的研究多為南宋文學大家研究的附庸。九十年代以后,周必大才在學界的視野中獨占一席之地,至今,有關周必大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縱觀種種研究,涉及周必大思想方面較少,相關文章也多限于其政治、文學思想方面,如鄒錦良的《周必大生平與思想研究》討論了周必大的政治、軍事、用人、民本等思想;李光生的《周必大研究》第四、五章分別討論了周必大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思想,主要圍繞其儒家思想中的知行觀和文學思想中的明道、理氣等批評展開。然從周必大交游情況及其所作詩文中可以發現,周必大思想中也有佛禪因素。但就筆者目之所及,現存周必大思想研究中較少涉及其佛學思想,唯王瑞來的《周必大集校證》、劉艷芳的《佛禪對陸游詩歌創作的影響》稍有提及。本文擬從周必大的詩歌出發,探求周必大的佛禪因緣、佛學思想以及佛學思想對他詩歌藝術特色的影響。

                                      一、周必大之佛學因緣

                                        翻閱周必大詩文,與佛教相關者甚多:有參與佛禪活動的如《贈崇壽寺僧善修》;有與僧人相交往的如《祥符長老智華寫余真求贊》;有佛禪思想濃厚的《次韻鄒德章監簿官舍芙蓉芭蕉》。此外,《省齋文稿四十》及《平園續稿四十》中專門收錄其所作的與道釋有關的頌、偈、贊等文章三十多篇?梢,周必大思想中必含佛學因素,而其接受佛禪之緣當有內外二因,具體如下:

                                       。ㄒ唬┧未幕吲c禪悅之風興起

                                        在宋代帝王“重文抑武”政策的施行下,宋代社會形成了最具儒家士子理想狀態的“士與君共治天下”的秩序。作為思想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的士大夫享有空前的尊重,進而也將各類思想文化的發展推到了極致。正如陳寅恪曾所說的:“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泵翡J地看到了宋代思想文化之盛。在此環境中,不僅儒學得到了革新,佛道等思想也獲得了極大的生存、轉變空間。就佛教來說,盡管僧人團體、佛教宗派的存在與發展遠不如唐朝,但以“戒定慧”為主的佛學思想卻在宋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主要得益于宋代帝王對佛教的合理管控。

                                        自北宋太祖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后,從前代滅亡的教訓中意識到了儒家倫理綱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性,也意識到了對儒釋道采取寬容態度從而讓其為統治者所用的可行性。據相關史料記載,除徽宗外,北宋帝王一轉周世宗滅佛的態度,大多對佛教采取包容政策。如太祖曾在乾德四年三月賜錢送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游西域;要求不可詆毀佛禪者,否則將受“黥杖,配沙門島” 的嚴厲處罰。太宗也有“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 的看法。到了南宋,帝王們吸取徽宗崇道排佛以至滅亡的教訓,又極力恢復佛道之平衡,既不崇佛亦不滅佛,基本沿著南宋高宗所提倡的“但不使其大盛耳”路子發展。雖如此,南宋諸帝王均對佛禪心懷敬意,如高宗每逢征戰、災害等非常之時,他會前往寺廟焚香祈福。禪學修養極高的孝宗則親撰《原道辨》,親注《圓覺經》,可見其對佛教的重視。

                                        同時,帝王亦有管控僧佛的意圖,太祖時就開始“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歲許度一人!碧跁r期則嚴格執行唐代以來的試經制度,要求“僧尼自今須讀經及三百紙,差官考試,所業精熟,方許系籍!蹦纤螘r期的試經制度更為嚴苛,并且據《宋史·職官志》所載,南宋時期祠部郎中、員外郎一職的職責為“掌天下祀典、道釋、祠廟、醫藥之政令!矊m觀、寺院道釋,籍其名額,應給度牒,若空名者毋越常數!笨梢钥闯,南宋通過祠部加強了對教門事務的管理,這便于政府直接對佛教進行管控,這種控制并沒有對佛教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反而宋代帝王對佛教的既開放包容又嚴加管理的政策,使得宋代的政教關系呈良性發展,一方面扭轉了周世宗以來的滅佛態度,給佛教以較寬松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給佛教的發展施以一定壓力,從而在確定儒家正統、加強中央集權、穩定封建統治的基礎上又促進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正是宋代帝王對佛教的科學態度,使得宋代佛教整體顯現出兩個明顯特征:

                                        一是三教合一的推進。宋代以降,在帝王的倡導下,三教合一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如趙普贊太宗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圣智高遠,勸悟真理……”即是夸贊宋太宗能融合儒釋之法來治世修心。真宗曾言:“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為善,惟達識者能總貫之。滯情偏見,觸目分別,則于道遠矣!泵鞔_指出了三教思想相通之處,并認為唯有通達有見識者方能通三教。南宋孝宗也提倡三教合一,他曾寫《回奏宣示御制<原道辨>》駁斥韓愈的《原道論》,提出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的觀點。除了帝王的推崇外,僧人們也做出了努力。宋初,以石介、歐陽修等人為代表的士大夫都主張復興儒學,排斥佛禪,認為佛教來自異域,與儒家理論不符,有害于國家。這些論說也引起了佛門的關注,他們深知若想保住佛學,不重蹈滅佛慘劇,必須加以改變。而當時佛門所采取的辦法主要是“援佛入儒”,智圓、契嵩、圓悟等人,均為調和儒釋做出了貢獻。契嵩曾兩次上書仁宗論說佛儒的一致性,竭力勸說帝王借佛輔政。在他們的努力下,佛教“轉而重視世間法,關懷人間秩序的重建!迸ふ曳鹑逑嗥鹾现,全面推進三教合一的進程。

                                        二是禪悅之風的盛行。在宋代文化的全面繁榮的背景下,佛禪典籍也逐漸出現在儒家士大夫的視野之中,他們熱衷于對佛禪經典的整理和闡釋,熱衷于佛儒的融通,出現了士大夫禪悅之風大盛的情況。宋初大儒周敦頤與祖心、了元等禪師交往密切;名臣王安石與贊元禪師親如手足,共同探討佛禪智慧;文學家蘇軾一生與禪僧交游,寫禪詩、逛寺廟,更借佛教自除心中苦悶;理學家二程、朱熹等人表面排佛,實質則深受佛學影響,其所倡導的漸修、頓悟的形式、所提的“靜心”“明心”“見性”的方法均來自佛學?梢娫谒未,不論是政界學界或是思想界的儒士們都受到了佛學思想的影響。

                                        總之,在宋代統治者的首倡下,在僧人和儒士的共同努力下,三教合一的思想進一步深化,士大夫禪悅之風盛行,這既充實了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又盤活了佛教在中國的生存發展困境,同時給詩文創作、文學理論和佛學釋義都帶去了新的生機。而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周必大,也必然受到佛學的影響。

                                       。ǘ┲鼙卮髠人經歷與佛學

                                        前文所論是周必大佛學思想產生之外因,然個人思想之產生與其人生經歷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從周必大的學習、交友、游歷等經歷中更能考察出他接受佛禪思想的必然性。

                                        一是生長環境與佛學。周必大的出生地江西,自古佛教氛圍濃厚,東晉高僧慧遠居于廬山,在廬山修禪講法;唐代高僧青原行思就是廬陵人,在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傳法,他們為江西佛教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耙换ㄩ_五葉,結果自然成”的禪宗就這樣在江西這片寶地孕育發展出了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云門宗和法眼宗五宗。此外,江西地區佛寺林立,據《江西通志》記載,安禪寺、雙峰寺兩座建于漢代的中國較早的寺廟都在江西,此外還有本覺寺、永寧寺、大安寺、普賢寺、圓覺寺、報恩寺等等,而周必大本人也自幼居住于永和鎮本覺寺旁,入仕后每當還鄉,他都要登臨游覽。由此可以看出江西的佛教魅力及周必大對故鄉佛教的情感。在此生活的周必大的家人也深受佛學思想的影響。他在十四歲時“侍伯父辰陽史君寓贛之壽量寺!痹趬哿克屡c晁夢規游交往,晁夢規崇佛,將勸世語書于墻上,周必大曾記之“緊緊勒回意馬,勤勤把定心猿!贝送,周必大母親的乳母孟媼,“年三十五,已受戒屏葷酒,時時取佛書誦之!敝鼙卮笞杂缀退麄兩钤谝黄,也定會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

                                        二是訪寺游蹤與佛學。周必大一生訪寺、助寺的行為極多,似乎每到一地都要去訪寺求佛,這些經歷多散見于他的日記體散文,如《南歸錄》《歸廬陵日記》《泛舟游山錄》等。以《南歸錄》為例,該篇主要記載了周必大于乾道壬辰二月丙辰至六月庚申南歸吉水途中所游所見,他一路訪崇先院,與知事凈云共菜飯而歸;訪凈慧禪院,為外舅作忌辰;訪本覺寺,憶從前之游;訪崇福寺,同主僧共游仔園亭;訪石湖般若院,飲酒至夜;訪靈嚴山下廨院,與長老共登山……游延壽堂、禪師塔、慧聚寺、天峰禪院、法華院、永泰寺等近三十座寺院,只要有機會就與寺中主僧飲茶聊天、共游共齋。在訪寺助寺的過程中,定會收獲佛禪之理。

                                        三是交游交友與佛學。從周必大詩文創作情況來看,他一生交游極廣,與胡銓、朱熹、范成大、呂祖謙等政壇、文壇精英皆有交往。在眾多友人中,如陸游、楊萬里、朱熹、范成大等人皆具佛學修養。除這些名人外,周必大的一些不為人熟知的友人也喜參禪,如周必大有《送葛謙問運干》一詩,而葛謙問在《居士傳》中有載,是一名居士。除了與在家人相交往外,周必大與出家人也多有往來。查其詩文,就有如《慧海大師日智索詩》《送梁山長老智顯》《贈仰山長老紹南》等多篇與出家人來往的作品。在與周必大交往的出家人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南宋時期的禪宗大師宗杲,周必大曾贊其曰“大慧杲公說法,如快劍斫陳,何敵不催?接物如洪爐鼓鞴,何鐵不化?”對其評價極高。宗杲曾于紹興十九年為周必大手抄《華嚴經》題跋,并寫下《示周子充寫華嚴經》偈頌一則。隆興元年周必大游徑山,又與大慧相見于明月堂,后大慧圓寂,周必大寫下《跋妙喜遺筆》, 可見二人感情之深。在與這些友人的交往中,周必大難免接受佛禪思想。

                                        四是法賢取長與佛學。無論是在詩文創作還是處世心態上,周必大都善于學習先賢,考察其詩文,尤喜以陶淵明、白居易、歐陽修、蘇軾等人為師,而這些先賢或主動學習佛法,或被動受其影響,學術界已討論紛繁,此不贅述。在對先賢的接受中,也當一定程度的受到他們佛學思想的影響。此外,影響了整個南宋文壇的江西詩派也是周必大的學習對象,他曾說“近詩通譜江西社”,陸游也常勸其“哦蘇黃門詩”。周必大詩喜用典,善學老杜,始終難脫江西之體。而江西詩派在詩歌創作、詩歌理論等各方面都帶有佛禪因素,常喜“以禪喻詩”。如黃庭堅倡導的學詩需“正法眼”,呂本中提出的“活法”理論均來自佛法。在法賢取長的過程中,周必大當受到佛學的影響。

                                        綜上,在時代之特色與個人之經歷的共同作用下,盡管周必大自認“予非學佛者”,然難逃佛學思想之羅網,在其詩文創作中佛禪影子隨處可見。

                                      二、周必大詩歌中的佛學意趣

                                        佛教中的“佛法即是世法”理論讓宋代士大夫知曉,參禪和生活是可以同時進行的,既不會讓其拋棄儒家思想,亦不會影響其世俗生活。與周必大來往較為密切的著名禪師宗杲就曾說:“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往!睆娬{佛法不離世間法。如此,佛學思想逐漸深入宋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詩文創作主力軍的宋代士大夫參禪人數也越來越多,以禪作詩的風氣也隨之愈加濃厚,周必大的詩文創作也深受此風影響,從他的詩歌中?蓪ひ娋哂蟹饘W意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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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認非學佛者,佛教對于他來說絕非一種刻入骨髓的宗教信仰,而只是一種儒家思想之外的精神“調味品”。佛學思想并沒有改變周必大的基本人生準則,但確對其世界觀、人生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其在經歷仕宦沉浮時,始終保持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翻閱周必大的詩文作品,可基本勾勒出他對佛學的態度:

                                        一是敬佛用禪,以佛學慰藉心靈。周必大對佛教始終是較為尊敬的。這首先表現在他的日常游山訪寺的行為中。前文提到,周必大與僧人交往密切,每次歸廬陵或外出游玩途中,有寺必訪,遇僧必交,對佛教尊重,對僧人友善。除了訪寺之外,周必大亦會為寺廟的發展盡一份力,如他會定期給予寺廟一些幫助,在《贈崇壽寺僧善修》中他吟詠到:“我得九華充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間!苯o予寺廟捐助的同時,也是在為自身祈禱。其次還表現在他理性對待儒釋道三教上。與石介、朱熹等宋代著名的排佛者不同的是,周必大對待佛教的態度是理性的,他主張儒佛相通,他在詩文中多次提到這種觀點,如他的《贛州寧都縣慶云尒禪師塔銘》中寫到“儒與釋異,茲一理也!痹谒P下,也?滟澮恍┤遽屜嗤ㄕ,如《題鄭亨老新刊注維摩經》中稱贊廬陵郡丞鄭亨老,說他“年方弱冠,儒釋兼通”《書僧中杰辯老氏論》中稱贊豫章僧中杰“扶持釋教……傍引儒書!比欢,作為宰輔的周必大并未明確地將儒釋相通的觀點援入其政治主張中,而主要用于對人生、人性及社會的關注與思考上。如他在《題趙清獻公貼》中提出:“儒書釋書雖異,而欲人求放心、復本性則同!敝饕菑男男缘慕嵌瘸霭l看二者的共同點。在《袁州宜春臺孚惠新祠記》中說:“大而天地,明而為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曰殊途,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均!眲t主要是從仁愛的角度出發看二者的相似之處。

                                        可見,周必大的敬佛之心一是出于利己的,欲為內心在現實世間尋求一處安頓之所;一是出于利他的,欲使其那顆孝悌友愛、救世愛民之心得以在儒家學說之外借助其他手段繼續表達對親友、社會的關懷。這種敬佛的態度在詩文中也有很好的體現:結和周必大的個人經歷和詩文創作來看,他一生中創作與佛教相關的詩文較集中于隆興元年至乾道六年、乾道八年至九年兩次貶謫時期以及晚年時,可見佛學對他的主要影響就是借佛學尋求心靈的慰藉,正如他在《跋蘇黃門在筠州施楞嚴標指》中說的:“……十年來漸參悟佛法,經歷憂患,真心不亂。今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愿心心護持,勿令失墜!狈鸾淌顾诂F實世界中經歷苦難憂患時仍能持有樂之精神,這是利己的。此外,隨著三教合一的推進,佛教也逐漸關注“孝”論,如契嵩就提出了儒家“孝”之外的“大孝”,“是以靈魂不死、三世輪回為前提,孝親的范圍達到‘七世’,并且將人世之孝推廣到一切眾生!敝鼙卮笞杂仔㈨樃改、友愛兄弟,而在儒家之外,他還通過為親人書寫疏文、寺廟祈福等方式,借助佛教繼續他的孝悌之道。如《薦尚氏姊水陸文》是為其亡姐誠心祈禱之作:“消亡者塵塵劫劫之罪愆,釋亡者世世生生之冤業。受人天之至樂,慰手足之深悲!贝送,他筆下的一些祈雨、祈晴文,雖是出于政治原因所作,但字里行間也透露出希望風調雨順,百姓安康的愿望,表現出心系天下的熱忱,這是利他的。

                                        二是遠佛“逃”禪,不愿經參禪悟道之苦。盡管周必大對佛禪采取理性的態度,保持尊重,但他始終不是真正的佛教徒,這除了與他堅守儒家思想有關外,還在于他看到了參禪之苦,他并不愿意走上參禪學佛的道路,所以他自己也說“釋老二教又非素習!彼J為遵守戒律是苦的:在《柴冀秀才著書求跋語》中他明確寫到“夫談禪不必病戒律,用兵不必廢行伍!边@與蘇軾的“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觀點相類似。他認為割斷塵俗是苦的,如他在《寒巖升禪師塔銘》中寫到“跡夫舍父母之養,割妻子之愛,無名利爵祿之念,日夜所求謂苦空寂滅之樂于山巔水涯人跡罕至之處,斯亦難矣!彼请y以理解僧人斷念絕愛之行為的。所以他希望能夠輕松學佛。他在《跋此庵記》中寫到:“侍讀胡公平生未嘗啟梵夾,效膜拜……而詞理超詣,便得儒釋之妙。正使三十年默照坐破蒲團,一萬里行腳踏盡草履,恐亦未能到此地位!彼滟澓尣蛔x梵經、不坐蒲團、不行萬里仍能達到佛學高深之境界。也從側面反應了他不吃“參禪之苦”而悟得佛法的愿望!短斐赜^文殊燈》一詩也體現了他欲“偷懶學禪”的想法,詩曰:“一燈別是真知識,不用奔波學善財!备鶕度A嚴經》的記載,善財童子向文殊菩薩學佛法時,文殊菩薩讓他找功德和尚;當他找到功德和尚后,又叫他去找善住和尚……就這樣一直參見了五十三位大師、菩薩、波羅門、仙人,最后才得見普賢,終得佛法。周必大這首詩便是說觀文殊燈便可獲得佛法智慧,無需像善財童子那樣奔波勞累。這些都反應出了周必大欲打破傳統佛學的修行方式和戒律規定而接受佛學思想的愿望。

                                        總的說來,周必大既不愿意真正成為“學佛者”,對佛學的領悟自然不深,在詩歌創作中也難有王維的圓融詩境、樂天的閑淡曠達、蘇軾的佛理思索;但因為他尊重佛教,也難免接受佛學思想,形成了清直灑脫的性格,樂觀向上的精神。他的這種佛學態度對詩歌創作的影響最為明顯的就是詩歌中蘊含的般若空觀。

                                       。ǘ┲鼙卮笤姼柚械姆鹚级U理

                                        佛教的目的就是普渡眾生,幫助個人超越痛苦以達彼岸。而眾生的苦厄,有自身生老病死,也有外在的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陰盛等。眾生若深刻了解“五蘊皆空”,破除我執,即可達到通達曠達之境。這種思想對周必大產生了諸多影響。周必大的詩歌中不乏借助佛禪思想來抒發自己感情的作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雖對佛教“諸行無!庇兄钋畜w會,并予以哀吟;但卻又能通過“不二法門”,悟得“般若空觀”,放下一切,始終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具體說來,周必大詩歌中主要有對仕宦沉浮、壽命短暫及親友分別三方面的感嘆。

                                        一是仕宦沉浮之哀嘆與般若空觀。周必大一生雖位及人臣,但也遭受仕宦的不順,曾于隆興元年三月因曾覿、龍大淵事奉辭歸鄉,其間有“迂儒豈足助維新,日奉威顏謝主臣!钡陌@,后乾道八年又因張說、王之奇事歸鄉。此后仕途雖較平順,但也曾被彈劾、遇黨爭、遭禁錮。他在《過鄔子湖》一詩中他就感嘆官場的險惡“從來仕路風波惡,卻是江神不世情!钡鼙卮笫冀K是積極樂觀,無論是隆興元年三月奉祠還鄉期間寫下的《歸廬陵日記》《閑居錄》,還是乾道八年二月再次還鄉期間寫下的《南歸錄》,都體現了周必大面對官場沉浮時始終懷抱“寸心懸日月,不為去來移”的通達思想。在從關中到江西這條漫長的道路上,幾乎不見他對仕途不順的哀吟和命運不公的抱怨,反而是抱著隨緣的心態去游山玩水。這種隨緣心態在他的詩歌中具體體現為參禪坐忘,靜心凈心:在第一次歸鄉期間,除了訪寺求仙之外,他!皾u參禪悅學希夷”,使自己的內心得到安定?峙抡沁@期間的活動,讓他接受了佛教的般若空觀的思想。周必大兩次歸廬陵期間的詩作中有不少都體現出了佛教思想,如《登龜山》寫到“注坡緣壁化城中,客慍奴嗔我亦慵!辈粌H化用了“化城”之典,還寫出了作者自身閑適慵懶、不慍不火的狀態,似乎佛教已經助他忘卻了對仕宦的執著,達到了隨緣任運的狀態。

                                        二是人生短暫之無奈與般若空觀。除了有仕宦沉浮的漂泊之感外,人之生老病死的幻滅無常也時常困擾周必大:他有生命無常的感嘆“多才多藝無多壽,此理憑誰問大鈞?”欲向天問問人無長壽的道理何在。在不得不面對人生無多壽的現實之后,又有時間飛逝的感嘆“年華飛電過,耆德曉星稀!钡摹都磉_上座頌一首枕上補作》一詩卻化解了他自己的困擾:“劍峰有時折,瀑水有時竭。我性等虛空,今古無生滅!痹姼鑼⑷酥鷾缗c山峰之折、瀑水之竭相較,明確表達了“性空”的思想,整首詩歌與般若空觀的意旨十分契合。面對人的生老病死之苦,佛教以“五蘊皆空”的要旨來助人得以解脫,幫助凡人認清“是身如浮云,須臾變滅”的事實,度眾生苦厄,卸下心靈的枷鎖,獲得身心自由,周必大此詩便是在這種般若空思想影響下寫成的。周必大對待生命始終擁有樂觀的態度,這恐怕也與他深受般若空觀思想影響有關,即使是他晚年的詩歌也很少看到生命之嘆,反而多是閑適之情,如《游元齡登仕寫予真求贊》:“休夸歲歲花相似,莫嘆年年貌不同。閑伴長松與龜鶴,免將開落問東風!贝藭r76歲高齡的周必大,或許已經忘卻了時光的流逝,仍持與松鶴比壽的閑心樂趣,享受當下的生活,通達灑脫。還有《法華院僧祖月寫余真戲贊》“老子七十七,到處遮人壁。住世更十年,化身千百億!本退忝鎸ι磳⒆叩奖M頭,他也仍能以詼諧幽默的態度待之!

                                        三是親友分別之苦痛與般若空觀。離別是古人常吟詠的話題,在周必大的詩歌中也常見其對離別之苦的哀吟,“自酹黃花酒,心酸苦淚零。常時愛鳴雁,從此不堪聽!笔桥c兄弟生死離別的悲嘆;“莫攀楊柳濤江岸,莫唱陽關動凄斷!笔桥c好友兩地分別的不舍!皭蹌e離”是人生八苦之一,但佛教認為“諸法無常,諸相非相,動靜來去,都是無;糜。不但大小相狀為空,就連微塵世界里的眾生七情六欲也都是空的!奔热绱,離別也是空的,也當“無住生心”,隨緣自適。受到般若空觀影響的周必大,在與人分別時便有了“行行但祝加餐飯”的祝福,有了“人生有聚散,安所非游宦”的豁達,有了“不憚客從南去再,要陪驛召北來雙!钡臉酚^。盡管是在生死離別,他也能在分別之時,暫且忘了離別之苦,不見苦吟,但見達觀,在給予親友祝福的同時,不讓自己為愛別離苦所累。

                                      三、佛教與周必大詩歌的藝術特色

                                        佛教對周必大詩歌創作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詩歌中所表達的佛理禪思上,還體現在他詩歌的藝術特色中。他的一些詩歌,或使用佛言禪語,以禪入詩;或引用佛思禪理,以禪抒情;或借用佛禪意象,以禪構境,佛學思想給他的詩歌創作增添了許多趣味。

                                       。ㄒ唬┲鼙卮笤姼柚械姆鹧远U語

                                        周必大有不少直接運用佛禪語寫成的詩歌,如“三年一蒲團,近者坐欲朽!薄疤鞈z寓客混緇徒,十日無煙香積廚” “邇來一念了世緣,蟬冕照人頭未雪!边@些詩雖禪意不濃,其中的禪語并不能構成詩歌的主要內容,但因借用了佛言佛語,使得詩歌語言或淺俗活潑,或生動靈活,別有一番風味。具體說來,周必大詩中的以禪入詩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善于將禪語與日常生活結合。周必大熱愛生活,追求閑適,他的詩歌創作也常取材于生活,這與佛教所主張的“平常心是道”和“隨緣任運”的心態是相通的。佛法存在于一切事物當中,存在于日常生活當中,大珠慧海認為饑餐困眠便是禪悟,宋代慧開也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狈幢姸酂翡浾Z錄也可以發現,許多禪宗大師都喜用日常生活的點滴助僧徒真正體悟佛法大意。如此,周必大在描寫日常生活時,也常喜用佛語。如他的《次韻王少府送焦坑茶》一詩“昏然午枕困漳濱,醒以清風賴子真。初似參禪逢硬語,久如味諫得端人……”本是記錄收到焦坑茶的日常小詩,但其特別之處在于“初似參禪逢硬語,久如味諫得端人”一句,以參禪之感喻焦坑茶之味,剛入口時仿若參禪時的枯燥乏味,隨后便是如嚼橄欖般的苦盡甘來,十分之生動。又如《次韻芮國器正字館中木樨三首》“有生定自為黃卷,一念無如魚蠹何。今度金身散金粟,蕓香從此不須多!币皇讜鴮懮钪杏^桂花的詩歌,運用了“黃卷”“一念”“金身”等佛言禪語,寫出了桂花的色鮮與味香。實際上,自魏晉始,桂花就因其香味淡雅,有花有果等特點被普遍種植于佛寺之中,桂花便與佛教產生了緊密的聯系,如王維著名的《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就是以桂花的獨自開落,建構了空寂的禪意禪境。宋代著名禪師晦堂大師更是借用簡單的“聞木犀香否”一句話點醒黃庭堅,參悟禪機。周必大此詩以佛語寫桂花,極具特色,也正說明了周必大心中有佛。

                                        二是巧用佛禪典故。前文提到周必大學法江西詩社,他的詩作善用典故便是繼承江西詩“無一字無來處”的主張。江西詩派諸家要求作詩前須“讀萬卷書”,埋首書堆方可將典故信手拈來,并能以故為新,達到出神入化地化用前人典故表達新意的境界。在讀書的過程中,自然不能避開佛典,且他們主張詩學老杜,杜甫詩中使用佛言佛典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們在學習杜甫的過程中也必然會接受杜甫的佛學思想。周必大的詩作中也;梅鸲U典故,這些典故多來自《維摩經》《法華經》《大般涅槃經》等大乘佛教經典中。如《青原祖燈監寺屢問予久不入山寫真戲題》中的“欲作青原掛搭僧,傳聞米價逐時增。繞腰三篾非難事,空腹何能念葛藤!焙汀痘酆4髱熑罩撬髟姟分械摹叭@身尤未解,齋廚已報炊無煙”中的“三篾”都是化用了佛教中的“肚束三篾”典故。而前詩中的“欲作青原掛搭僧,傳聞米價逐時增!币痪渑c《同子中兄游龍須吉祥善生諸寺歸至柞樹渡大風》中的“事業如斯官給廩,廬陵米貴有人饑!庇侄际沁\用了青原行思的“廬陵米價”公案。而他的《次韻程泰之正字奉祠惠照院詠雪五首·其一》“天女飛花現化城,禪房深處想神清!焙汀逗髢扇沾笱┌詈鈴陀们绊嵶鞲F語戲和》中的“誰似維摩坐芳縟,散花別是一方壺!庇侄际沁\用了《維摩經》中的“天女散花”之典。前者的“天女飛花現化城,禪房深處想神清!边運用了《法華經》中法華七喻之一的“化城”之典故。從周必大詩中靈活用佛典的情況可以看出,一方面周必大對佛教典籍了熟于心,另一方面他所了解的佛經內容不寬,常反復使用,且多是游戲之作,并非要借這些佛典來抒情說理。

                                        三是學習禪宗語言之通俗!安涣⑽淖帧钡亩U宗為了不“過分拋棄佛經原典”,同時又需“更適合向平民僧眾傳法”,便使用更具中國化的、直觀通俗的佛學語言,即是所謂“農禪話語系統”,是一種既根植于中華本土文化土壤,又流行于平民大眾生活的語言形態。禪宗的這種通俗易懂的語言特點對詩歌產生的影響就是大量使用口語、俗語入詩。周必大詩歌中就常見口語化的書寫:他經常使用疊字,使得詩歌朗朗上口、淺俗易懂,如“小松風颼颼,長松風冽冽!薄捌嫫婀止譄o非洞,下下高高總可亭!薄案乙髂菪菥,且佚膠膠擾擾身!彼有一些詩歌語言十分淺易,沖口而出,如“老子七十七,到處遮人壁!薄皞茸愣,平頭六十人!?“似耶非耶誰與論,彼夢我夢隨所住!?研究周必大的學者常將其這種語言特點的形成“歸功于”學白居易,卻忽視了周必大受到佛禪語言影響的事實。

                                       。ǘ┲鼙卮笤姼柚械姆鸲U意象

                                        周必大的詩歌中運用佛禪意象不在少數,整體看來,他常運用的佛禪意象主要有自然意象和實物意象兩類:

                                        一是佛禪中的自然意象。在宋代這樣一個文化爛熟、生活富足的時代,廣大文人熱愛生活、親近自然,踏春賞花、飲酒品茶,這種親近自然的風尚與佛教的自然觀十分契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是佛與儒的共同追求。從周必大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喜歡游山玩水,也向往詩意棲居。雖然他書寫自然之美的詩歌比起唐之王孟、宋之歐蘇遜色許多,佳句偶現,佳篇更少,也難尋佛禪的圓融詩境,不過如花、云、水等自然意象能啟發周必大獲得一些禪悟!盎ā钡拈_落是最能展現自然生滅律動的,周必大詩中寫“花”的共約48次,其中不乏觀花悟禪的例子,如前文提到的《次韻芮國器正字館中木樨三首》其一,看到桂花便促使他聯想到佛與桂的典事,將整首詩歌寫得頗有禪意。而他的《次韻鄒德章監簿官舍芙蓉芭蕉》一詩更具代表性:

                                        “……從渠草木榮與枯,只有此心常自如。水邊比色寧見素,隍中覆鹿初何據。似耶非耶誰與論,彼夢我夢隨所住。大篇字字皆披沙,清晨走送驚鄰家。鈍根也復發深省,世間何物非空花!

                                        芙蓉與芭蕉均與佛教有著緊密聯系,蓮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花果葉能并存等特色被佛教視為圣花;而據《維摩經·方便品》“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奔瓣愐 抖U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考印度禪學,其觀身之法,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剝之植物,以說明陰蘊俱空,肉體可厭之意!敝鸾桃园沤队魅松嗳醪粚,周必大此詩借蓮花與芭蕉來吟詠人生無常虛空,極具禪意。除了這些直接展現禪意的詩歌之外,周必大一些寫花的詩則隱含著眾生平等,生命之美的意蘊,如寫蓮花之潔凈“污溝濁水葉田田,又見新載京府蓮。玉井謾傳青壁外,雪膚如在射山前!睂懩档ぶ`性“翠葉迎風牽荇帶,紅綃浴日濕宮衣!倍际怯脭M人手法將大自然與人融為一體,頗具特色。

                                        除了花意象以外,其他一些自然意象也能激起周必大的禪悟。如前文提到的《柬達上座頌一首枕上補作》一詩,觀雄壯的瀑水使他獲得了“虛空”之禪悟。而《寄題高仲一殿撰識山堂長韻》中的“不識山面目,只緣在山中!焙汀吧叫尾粍芋w,山色含真空!眱删渚枭絹黻U述佛理,前句是化用蘇軾之詩,體悟“不立文字”的禪意之難解;后句則是借山色的瞬息萬變來表達萬物皆空的佛禪意蘊。而“坐觀林谷升初日,吟到云山合暮煙!眲t是通過日、云、山的結和,傳達出了自然閑適的禪意。

                                        二是佛禪中的實物意象。禪宗在傳道授業之時十分喜歡運用鮮明生動的比喻,為啟眾生根鈍,為傳艱深佛法。這些比喻在廣泛流傳的過程中,逐漸進入到士大夫的詩文創作中,形成了獨特的意象。周必大的詩中有也偶有使用這類意象群。如“燈”意象。燈是智慧與佛法的象征,它能破除一切的黑暗,破除一切的愚癡,是照亮眾生心靈和萬千世界的利器!度A嚴經》說:“譬如一燈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盡!薄秹洝分幸舱f“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敝鼙卮蟮摹洞雾嵶又行窒嘤娭杏械焖砷敝Z追念別后叔母子柔下世故卒章及之》“春來怪底鳥烏樂,歸去喜同燈燭光!奔扒拔奶岬降摹短斐赜^文殊燈》一詩,都使用了“燈”意象。前者是借“燈”來祝福追念去世的兄弟,后者是取佛教中“燈”代表智慧之意,說自己觀文殊燈后便已悟得佛法真諦。

                                        又如“金篦”意象。該意象出自《涅槃經·如來品性》中的“金篦刮目”之喻,曰“如百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決其眼膜!笔怯靡杂魅コ饨缰媳味靡姳拘谋拘,體悟佛法大意,在詩歌中使用此意象較早者是杜甫。周必大的《劉仙才仲子俊示其父醉庵詩集索鄙句》中的“蹇步媻珊到竹溪,病眸眩瞀亂金篦!奔啊恫≈写蝿沼^通判韻》中的“開門得新詩,刮膜如釋負!币捕加昧舜艘庀。前者是周必大晚年不問世事后的作品,借“金篦”來表達自己見到竹溪之景時的豁然開朗之感,表達對棲居山水的喜愛和享受。后者則是借“金篦”表達周必大病后受到陸游詩的欣喜之情。

                                        綜上,周必大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或許不如王安石、黃庭堅、張商英等人那樣參禪注經,對佛禪沒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但在日常生活中,周必大常游寺訪僧,為己為民祈福;在文學創作中,周必大能援佛入詩,以佛禪語來表情達思。對于佛教他始終持有接納、欣賞、尊重的態度。對周必大來說,佛教是儒家思想之外的補充,一方面能夠助益他以通達的思想觀察社會,以樂觀的心態面對世俗;另一方面能夠助力他建構起溝通心靈與宗教的橋梁,得以為去世者祈禱,為在世者祈福。事實上,除了詩歌創作以外,周必大的散文創作中也透露出了佛學思想,有關周必大與佛教的話題仍可深入討論。

                                      N 編輯:張嘉麗責任編輯:張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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