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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勝的文化記憶與詩人的心靈建構

                                      ——周必大《過廬山吊大林》發微
                                      發布時間:2021年07月16日 來源: 查看評論

                                                        

                                      □ 張謙                         

                                      摘  要:文本化是名勝進入文人審美視野后自然而然的歷程,名勝的文本化書寫賦予了名勝深刻的文化內涵。當名勝的物質實體消亡后,文人再度題詠,便形成了文本化的名勝。即使時空流轉,以名勝為中心的文化內涵存在于名勝書寫的歷史記憶空間中,不斷沾溉著后人。大林寺始建于晉,自唐以來,不斷為詩人賦詠,白居易賦予了大林寺深刻的文化內涵,齊己繼踵題寫,不斷層疊,使得大林寺形成了特定文化記憶的“空間”,南宋周必大創作的《過廬山吊大林》標志著大林寺在毀滅后成為文本化的名勝,在前賢創造的大林名勝的文本風景空間中,周必大體認前人,映照自我,在詩歌中構建出飽含文化記憶和自我經驗的心靈世界。以大林寺為例,考索名勝景觀與文學文本、詩人心靈的互動關系,進而由此及彼,闡釋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其他案例,對于文學地理學和原型詩學的闡釋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映照意義。

                                      關鍵詞:周必大;《過廬山吊大林》;名勝;文化記憶;心靈

                                      一.引 言

                                        名勝,作為人類歷史上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審美對象,很早開始便與文人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文學景觀。山水、隱逸、詠史等類型的詩歌中有相當可觀的比例以名勝為題材,詩人在以我觀物和以物映我的方式中獲得審美的快感和思想的升華。名勝又可以分為自然名勝和歷史名勝,但是無論何者,任何美的發現都是依靠人的眼睛和思想。對于自然名勝,人在主觀能動性下的審美視覺給予他們了歷史與文化的地位,“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于空山矣!睂τ跉v史名勝,在歷史的時空中為歷史人物所建構,其歷史文化內涵一開始便獲得并承載下來,后世文人的不斷發現與層疊,更加堅實的奠定了歷史名勝的地位?梢哉f,文人的題詠不僅賦予了某地以名勝的意義,而且文人的題詠不斷地增加了名勝的文化內涵。

                                        自然名勝亦或歷史名勝,自從文人賦予他們了美學意義和文化內涵后,就不斷進入文人的作品中,呈現出名勝的文本化;而,當因為某些歷史原因,某些名勝的實體不復存在后,后世的文人在前人題詠的文本經驗上,繼續追尋和題寫,又形成了一種文本化的名勝,商偉教授對此論述頗為精深。無論名勝的文本化,還是文本化的名勝,都是文人以名勝為中心進行的文學創作,尤其是當某一特定的文化活動或者歷史事件以名勝為中心而開展,這個名勝也就獲得了這一特定的文化內涵,成為一種文化原型,如烏江(包含烏江亭)名勝,自從項羽兵敗于此,便獲得了相應的文化內涵,后世杜牧《題烏江亭》、王安石《烏江亭》、李清照《夏日絕句》等詩依舊以項羽兵敗之事為內核,承繼著烏江名勝的文化內涵。具有文化原型意義的名勝將不同詩人的同題書寫納入同一歷史文化體系中,即使千年時空流轉,名勝不復存在,但是如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在《回憶空間》一書中所論:“真正重要的是地點本身,而不是在那里作為過去的遺留物還能找到的物體”,“名勝”本身及所處空間蘊含的文化記憶,依然能夠沾溉游覽“名勝”的后來者。大林寺是廬山群體名勝風景中的一員,其歷史的消漲是名勝的文本化走向文本化名勝的過程,在名勝的文本化風景下,南宋詩人周必大在大林名勝為中心的文化記憶體系中追尋和體認前人。筆者不揣谫陋,欲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從南宋詩人周必大《過廬山吊大林》(后文簡稱《吊大林寺》)詩入手,觀照大林名勝的演進歷程,進而在此基礎上探究文本化的名勝形成后對詩人心靈建構的意義,為相關研究提供個體實例闡釋。

                                      二.文本化的名勝形成:從白居易到周必大的大林寺書寫

                                        大林寺與東林寺、西林寺,合稱廬山三大名寺。廬山不僅是風景優美的名山勝地,而且在宗教史上占據著顯赫的地位,自晉朝以來,名寺林立,高僧云集,無比興盛繁榮,寺廟有歸宗寺、東林寺、西林寺等,高僧有達摩多羅、慧永法師 (慧遠同門師兄)、善導大師等。大林寺相較于東林寺、西林寺等寺廟并非聲名顯赫,然而考究歷史文獻,大林寺在宗教史與文學史中仍有不容忽視的歷史意義,眾多高僧與此寺結下了不解之緣,歷代詩人游覽時留下了多篇膾炙人口、享譽古今的經典詩篇,由此觀之,無論宗教意義,還是文學題寫,大林寺作為名勝景觀的歷史地位早已確立!爸袊鴼v史上的名勝之地,既是物質的存在,又是書寫的產物——書寫賦予它以意義,也規定了觀照和呈現它的方式。它被文本化了,而且通過歷代的文字題詠和評論,形成了自身的歷史!庇^照大林寺的歷史隆替與文學書寫,正可考索大林寺從名勝的文本化轉向文本化名勝的過程。

                                        大林寺的歷史形成,據史料所載:

                                        大林寺,在廬山之巔,有上、中、下三寺。

                                        上大林寺,在廬山之巔,晉大元間開創,元末兵毀,我朝(明)宣德九年,天池寺僧圓究,成化間僧園泰,相繼增修。

                                        東林寺之北有大林寺,十八高賢中曇詵所建也。

                                        據上可知:第一,大林寺地處廬山之巔,并非為獨立的單座寺廟,而是分為上、中、下三寺,三寺合成大林寺,周必大所吊為上大林寺(后文所言大林寺皆指上大林寺)。第二,大林寺歷史悠久,(上)大林寺為晉孝武帝太元年間(376-396)為東林十八賢之一的曇詵所建。曇詵法師,南北朝時代宋國廣陵人,幼年即出家,為遠公(僧慧遠)弟子。晉曇詵創寺之后,多位高僧先后止于大林寺參禪悟道,廣布佛法,《續高僧傳》載隋代高僧釋智鍇,“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并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馀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敕追召,稱疾不赴。后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時以為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跏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反有異香。道俗嘆訝,遂緘于石室,至今如初焉!贬屩清|在大林寺原有建筑的基礎上建造精舍,經營治理,使得大林寺的面貌煥然一新。受隋文帝征召后,釋智鍇仍然抱樸守道,稱疾不赴,彰顯出得道高僧的操守與禪定。其后,當時有太原王姓僧侶釋慧云,“遠祖避地,止于九江,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鍇而出家焉!睙o論皇帝征召,抑或遠僧來奔,都體現出釋智鍇的宗教影響力,也奠定了大林寺作為名勝風景的歷史地位。

                                        大林寺第一次從實體名勝進入文學文本是在隋末唐初,初唐文學家虞世南為大林寺作碑記,時光流轉,惜未留存。將大林寺真正意義上從山嶺叢林推向詩文文本、從宗教名勝轉作文學景觀的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唐憲宗元和十年(815)七月,白居易因上疏宰相武元衡被盜殺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卑拙右字喪亟輹r,立隱舍于廬山遺愛寺,閑暇之時得以游覽廬山之巔的大林寺,并寫下《游大林寺序》(以下簡稱白《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是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嘆,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寞無繼者。嗟呼,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白《序》中口號絕句“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保ê笫李}為《大林寺桃花》)是白居易對海拔不同、氣候變化影響植物生長周期的直觀感受,“詩歌作為人文的一部分,正是文經由心與言的媒介而產生的自內而外的彰顯,而不是對任何外在對象或客體世界的模仿與再現!笨季堪拙右椎慕葙H謫始末,《大林寺桃花》一詩表面言地理高低而春花相異之事,實則言白居易貶謫江州后官位高低遷改、上下變易的逆旅滄桑!队未罅炙滦颉酚涊d了白居易游覽的隨行人員、游覽路線,并且重點敘述了大林寺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氣息!按罅指F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贝司涿枥L出大林寺窮遠靜寂、清曠凄幽的自然美!凹榷,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贝司鋭t記述了唐人的題詩盛況,蕭存、魏弘簡、李渤皆為唐時名士,游覽寺壁題詩留名,增添了大林寺作為名勝景觀的深厚文化底蘊。

                                        《游大林寺序》中自然山水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往昔歷史與今日游樂相交織,正言明大林寺于唐時的繁榮興盛,故而白居易贊嘆其為“匡廬第一境”!霸谌魏谓M織中,確立了地位的領導人都有著極大的天然優勢。他們被認為享有更好的信息資源……因此,他們更容易受到注意,說話的聲調更容易令人信服!卑拙右讋撟鞯脑娕c序,為遺落在廬山之巔的名勝古剎注入了強勁的精神和血液,使得大林寺自虞世南碑記,蕭存、魏弘簡、李渤等人題詠后,再次從山水靜默走向了文本題構,文學空間的屬性逐漸增強,成為后世詩人追索的足跡。晚唐時期,大概是因窮遠的地理位置,大林寺在“會昌法難”中未曾受到侵擾,著名僧人齊己登臨廬山大林寺時,觀白居易所題詩文有感而作《登大林寺觀白太傅題版》:

                                        九疊蒼崖里,禪家鑿翠開。淸時誰夢到,白傅獨尋來。

                                        怪石和僧定,閑云共鶴回。任茲休去者,心是不然灰。

                                        雖然齊己相對白居易而言是題寫大林的遲來者,但是并未像李白與崔顥一樣因黃鶴樓一詩成為競技者,將大林名勝當作競技的場域,因為齊己“并不是以他的作品顛覆前作或替代前作,而是與之形成了不可分離的互文關系!痹姼栉猜撝小安蝗换摇币庵甘莸娜,在佛家語中可指高僧的禪定修為,但是齊己的詩歌是對白居易題版的體認,所以就并非僅僅停留在禪意層面!霸L尋或登覽一處名勝古跡,就是接受一次題寫的邀請,而題寫又意味著加入前人的同題書寫的文字系列,與他們進行想象中的對話!卑拙右自谛蛭闹胁]有直接表達貶謫失勢之意,齊己在觀照白居易的文本時,體會到了詩人詩文中的心靈風景,加入了同題書寫的文字系列,與他進行想象的對話,對白《序》進行了闡釋與補足,兩者一前一后的題詠將它們共同納入了一個共享的互文空間體系中,這也白居易賦予大林名勝的文化內涵更加深刻。自晉代曇詵創寺,隋釋智鍇等僧侶締構營綜,至虞世南作碑記銘之,大林寺作為名勝的地位不斷被夯實,但是在走向文本化的進程中,是白居易的詩文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齊己與之互文關系的詩作,進一步推動了大林名勝的文本化。

                                        此后,北宋時期游覽廬山大林寺的文人墨客亦為數不少,使得大林名勝更加高度的文本化。嘉祐六年(1061),著名理學家周敦頤“三月十四日,自虔赴永,同宋復古游廬山大林寺”,寫下歌詠大林寺的兩首詩歌:“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云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保ā队未罅炙隆罚肮虩o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罄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保ā端薮罅炙隆罚┐罅炙律椒繙嘏、林花鮮艷,水清云白、禽聲清脆,風景優美、環境清幽,詩人游覽、眠宿于此,感覺心曠神怡,不禁有蕭然出塵、脫俗忘我之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游廬山宿大林寺,“癸丑,過東、西林寺,與道士任禹恭、丁宗元、僧本全俱過化成、護國、石盆寺、寶興巖,宿普照寺。甲寅,止峰頂、大林、天池寺、佛手巖,至定心石,還大林寺宿。乙卯乃歸!眱伤沃坏耐跬曈螐]山觀覽寺中鑱刻,“復從巖東北下三里至寶林,即唐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實羌廬間第一境。人跡罕至,古今識游者鑱刻未泯也!北彼螘r期的廬山大林寺依然延續著隋唐時期的輝煌,文人墨客游覽廬山多寄宿大林寺,題詠書寫,絡繹不絕。

                                        至南宋前期,大林寺毀滅,失去了名勝的物質實體,周必大于《泛舟游山錄》中有詳細的記載:“……自佛手巖一二里渡小溪,乃至大林,寺遭野火僅有基址,其額為馮教練者徒寘墳庵,并令一僧據其田,人無知者。予按白樂天詩,心實慕之物色,乃能至。其旁小徑即下山南樓賢路也,地在山頂而反平衍,謝靈運詩云:“冬夏共霜雪”,其高可知。予作吊大林詩:上盡諸峰地轉平,天低云近日多陰。古來南北通雙徑,此去東西啟二林。虞世南碑從泯沒,白居易序合推尋?飶]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陸沉!苯宕丝芍,大林寺遭受野火焚燒,前賢所建精舍等都已焚為灰燼,寺額田地亦為他人據占,僅留基址等斷壁殘垣。興盛千年的古寺遭遇天災人禍,昔日的興盛輝煌轉變成今日的破敗蕭索。周必大面對殘存的大林寺遺跡,并未因實體對象的消亡而無從入手進行吟詠憑吊,因為“過去是由詞語,而非石頭構成的!贝罅炙乱咽乔叭祟}寫文本中的符號,存在于虞世南碑記中,存在于白居易的序文中,也存在于齊己等詩人的文學文本中,“文本化的名勝建構與名勝之地的歷史平行交叉,并且從根本上塑造了人們心目中的名勝形象,但并不依賴于名勝古跡的物質實體而存在!倍,即使對于未曾觀覽的人而言,名勝的形象模糊不清,“但是憑借文學的描寫,人們會由此而生發出豐富的聯想或者想象,于是這些景觀的形象便在腦海里浮現,變得集體可感!敝鼙卮笤诿麆俚奈镔|實體不復存在的基礎上,回矚大林寺的歷史流變和文學題寫,擷取虞世南和白居易兩人有關大林寺的典型文化事件,在大林寺的文本記憶上題寫名勝,將大林寺千年的時空沉浮與煙火消漲納于片章,用文字砌成一座飽含文化記憶的文本化的大林名勝。

                                      三.“名勝”的文化記憶與周必大的心靈建構

                                        文人對某一名勝的同題書寫,在符號化的名勝周邊形成了一張具有共同向心力的空間網絡,無論后世的文人如何創造,也僅僅是因個體經驗的相異而稍微的向外延展,卻很難掙脫這張網絡,從而自覺或不自覺的在文本中書寫前人的經驗與記憶,因為名勝不僅“能夠通過把回憶規定在某一地點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證實,它們還體現了一種持久的延續!庇绕涫钱敽髞碚叩慕洑v與先行者的經驗高度重合時,先行者在詩歌中題詠的浸潤著文化記憶的名勝風景,即使實體不復存在,成為文本化的名勝,但是曾經承載名勝的文學作品“都可以成為文化記憶的媒介”,不斷陰翳著后來者的創作!兜醮罅炙隆芬辉娙魪奈谋炯啊斗褐塾紊戒洝匪d創作緣由的理解,詩歌流露出周必大目睹大林寺遭受天災人禍而嘆空成跡后的惋惜、無奈之情,其思想主題應是顯而易見的憑吊詠懷詩,然而考鏡源流,結合大林寺成為文本化名勝的演進歷程和文化意蘊,追索周必大仕宦履歷的草蛇灰線,可以發現周必大詩中的獨特心靈洞天。

                                        周必大自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及第之后,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南宋孝宗即位時,周必大即任中書舍人,成為天子近臣。然并未許久,南宋孝宗改元隆興后,欲任命潛邸時期的親信曾覿和龍大淵為知閤門事,群臣反駁,《宋史》記之甚詳:

                                        紹興三十年(1160),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覿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干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閣門事,而覿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尚為諫官?乞賜貶黜!敝袝崛藦堈鹄U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覿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閣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

                                        此次君王與臣子的權力博弈,宋孝宗明顯占據主導地位,雖臺諫交章,終未改變君王之意。周必大拒不書黃,并進《繳駁龍大淵曾覿差遣狀》,孝宗斥為朋黨。故周必大堅決乞祠,以示氣節:“求一宮觀差遣,仰以釋圣上朋黨之疑,下以解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也。某非不知思權時之宜,為調停之策,但若不決去,則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爵祿誘,可以威命脅。一墮其計,人主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蕭墻,毒流華戎!蔽ㄓ型ㄟ^此舉,讓君王“知士大夫之不可輕,近習之不可親!痹谥鼙卮蟮姆磸蜎Q絕請求之下,隆興元年(1163)三月,孝宗準奏,敕周必大主管臺州崇道觀。宋代祠祿制度自北宋真宗時期創始至南宋時期發生了極大變化,南宋時期奉祠官員雖俸祿尚優,然政治地位降低。22周必大自位居中樞的中書舍人任上而出外奉祠,其中政治地位之升降自不待言,故而周必大奉祠雖無貶謫之名,卻有貶謫之實。

                                        周必大奉祠返鄉后,徜徉山水,交游唱和,高吟“此去讀書真事業,向來正字誤根銀”,流露出深切的仕宦反思和閑居自得感。然而古代士人在遭受挫折與磨難時,幾乎未有可以泰然自處者,“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嘆,發于詩什,特為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敝鼙卮笞鳛樗未寮沂孔拥牡湫痛,自然難以獨善其身,縱覽周必大奉祠期間的文學創作,閑居自得的吟唱只是偶爾的自我安慰,心中更多的是魏闕與江湖、仕進與貶謫的矛盾。

                                        隆興元年(1163)十二月,周必大居鄉憶及去年會慶節之樂,作小詩一首詠懷:“去歲茲辰侍赤墀,詔黃親許奉瑤卮。如今不及封人賤,猶對君王效祝辭!比q為紹興三十二年(1162),周必大仍于朝堂侍奉君王,君恩正隆,而此時奉祠閑居,不及封人恩遇,心中不禁有酸楚、黯然之感,今日追憶昔日之恩遇,正是對昔日恩寵的懷念與對當下的牢騷。

                                        乾道元年(1165)四月,周必大作《故翰林汪公端明居零陵時,嘗作玩鷗亭,今彊中提干敬以其榜揭荊溪第中,命某賦詩》,詩歌首聯“賈生問鵩謾傷神,應愧先生入理深!辟Z誼作為中國古代貶謫詩人的文學典型,周必大歌詠賈生,正是借古人之事哀吊己身遭遇。

                                        諸如以上事跡與文學活動在周必大奉祠期間不勝枚舉,鮮明的彰顯出周必大性格中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中國古代士人傳統,也是周必大在山水清音中雜糅的不平之鳴。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此時距隆興元年(1163)周必大奉祠歸鄉五年有余。宋代祠祿制度規定“百官奉祠祿者并以三年為任!薄俺龑m觀者,毋過兩任!币猿@硗普,周必大即將結束奉祠、磨勘高遷,然而宋代祠祿制度規定并非按部就班、一成不變,與周必大同時代的詩人陸游與朱熹奉祠期間,雖祠祿期滿,朝廷卻未起復!胺盼套試乐萑螡M東歸后,里居十二三年,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亦不敢復請!惫识懹巫鳌鹅舻摑M不敢復請作口號》三首以陳心跡!罢銝|監司朱熹,以言臺州守臣唐仲友而畀祠祿,至今六年。朝廷藐然不省,亦廢然不用,天下屈之!标、朱二人作為宋代祠祿官制度施行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名人典型個案,史書未載的其他案例更不知幾何。由此可見,祠祿官的磨勘遷改并非抱令守律,而是有著不可預知的偶然性,周必大正處奉祠末期,心中滋味可想而知,“文人在遭受貶謫時悲憤不平,孤獨憂傷,但仍然執著于追求理想,直面人生。他們矛盾復雜的內心感情與感受,使貶謫文學具有豐富深邃的內涵!庇需b于此,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末,周必大于奉祠即將結束之際游覽廬山大林寺作《吊大林寺》詩,并非是單純的對大林寺今昔興衰的憑吊,而應融匯了詩人情感、理想的復雜感受。

                                      •   從大林寺的物質實體遷改而觀之!兜醮罅炙隆吩娭小翱飶]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陸沉!贝司湓娒撎ビ诎拙右住缎颉肺闹小按说貙嵖飶]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寞無繼者!贝罅炙伦鳛榭飶]仙境,興盛千年卻遭野火一朝毀滅,僅留基址,令人無限感嘆,寺廟建筑重建與否又茫然未知?剂恐鼙卮蠓铎羰寄,周必大由朝廷之棟梁,君王之臂膀,驟逢時變而奉祠歸鄉。宋代祠祿制度的偶然性,又讓周必大對奉祠期滿進而磨勘高遷的前程倍感惆悵,流露出不甘陸沉的生命精神。在周必大看來,大林寺的興廢陸沉與自己的貶謫升降何其相仿,詩人的精神已融入大林寺由興轉衰的歷史變遷時空中,大林寺成為詩人個體生命的知己與映照。

                                        第二,從大林寺蘊含的文本化的風景記憶而觀之。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理論中“詩言志”之說,早已為歷代文人接受與體認,所以后世對前人作品的理解不會停留在作品本身,而是通過作品探尋文本背后的人生遭際、思想變化和生命精神!拔膶W的思想性和文化內涵,更會喚起人們對于歷史、現實、自然和人生的某些感悟,或者追尋!薄兜醮罅炙隆吩娭小鞍拙右仔蚝贤茖ぁ,是周必大的情感世界與白居易仕宦心態的映照與共鳴。唐憲宗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盜殺,白居易因上書言事,觸怒執政奸佞而遭惡言,隨后由太子左贊善大夫貶謫為江州司馬(前文詳盡,茲不贅述)。江州貶謫期間,白居易作《游大林寺序》(含詩)題詠大林寺,“自然界的諸般物色的姿態和‘文章’,經過這一番觀照與書寫,一方面被文本化了,也就是被組織進詩行、對仗和詩篇整體的文字結構,另一方面則轉化成為意象和意境,變成了文本化的心靈風景!卑拙右椎摹缎颉泛驮娞N含著貶謫后哀怨憤懣與不可言說的傷感,在文本中形成了自我心靈情感的風景空間。至周必大游覽時,雖然大林寺已經毀滅陸沉,但是白居易文本中的心靈風景早已化為記憶存留在名勝的文化空間里,“記憶在過去和現在的縫隙中架起了橋梁”,周必大言大林寺的遺存自然風物與白居易《序》文相合,不僅是當下風景與歷史記憶的吻合,更是貶謫心態下自身經歷、情感對白居易文本化的心靈風景的推尋與映照,白居易創造的文本化的心靈記憶風景不斷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陰翳著周必大。

                                        言而總之,“名勝樓臺的名稱被抽空了具體所指的特殊性,從而變成了一個漂浮的能指符號。無論具體的情境如何千差萬別,也無關登覽與否,所有題寫名勝的詩人,都生活在互文關系所結成的這同一張意義網絡之中!痹诎拙右、齊己以大林寺為中心構建的互文關系所結成的同一張意義網絡之中,周必大面對“大林名勝”,在文化記憶編織成的網絡空間里,思考南宋的政治環境和自我遭際,從而在詩歌創作中建構心靈世界,彰顯出貶謫閑居的憤懣哀傷和不甘陸沉的生命精神。

                                      四.余 論

                                        周必大創作《吊大林寺》之后不久,自乾道四年(1168)四月開始,奉祠六年的周必大官職屢遷,從奉祠閑居多年、拖延任職地方到調任朝官,也是南宋士人精神影響下的周必大與朝廷博弈的勝利。32大林寺在周必大游覽之后,后世重新建構,不斷修繕,雖然據現存文獻已不可知曉大林寺重建后具體的面貌,但是可以推知,后世不可能憑空想象名勝的歷史形象,而是需要通過文本的歷史書寫進行整合構造,從文本化名勝的空間記憶中再次衍生出實體的名勝風景。

                                        如今,在歷史光陰的消磨下,大林寺雖已嘆空成跡,然而大林寺作為名勝而蘊含的歷史形象和文化內涵依然浸潤長存于“大林寺”的名號中,以周必大等為典型形象的中國傳統士人品格、政治形象與生命精神依然閃現在大林寺的歷史空間中,大林寺昔日所承載的高僧禪音、佛教盛會也在如流不居的歷史云煙中激蕩回響。因此,以大林寺為例透視大林名勝的歷史時空和層疊內涵,對于我們由此及彼的觀照文學地理學視野下中國文學時空中單個名勝和群體性名勝的文本書寫、文本化名勝形成的歷史以及文本風景下的詩人心靈世界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N 編輯:張嘉麗責任編輯:張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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